“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的最高价值追求，长期以来都被归认为“士”的专属权利，其他的社会群体基本都被排斥在这一崇高的理想追求之外。尤其对于商人来说，由于历史上一系列抑商贱商的政策，被定在了道德的洼地，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之外。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商人，取得了璀璨的成就，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局面。时至今日，很多企业家的内心深处仍然缺乏一种价值归属感，对自己的事业缺少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无商不奸”等观念仍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全社会对商业、商人仍然缺乏理性科学的认识，商人群体的社会形象仍然没有根本好转。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商人干脆丧失价值追求，利欲熏心、违法乱纪，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历史发展到今天，“工”“商”早已合流，商业活动也已经脱离了以往“行商坐贾”的范畴，涵盖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企业家作用被公认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事商业活动，已经成为个人为国家为社会贡献自身力量和价值，实现“修齐治平”理想与追求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的张謇先生率先做出了探索。甲午战争后，张謇先生感叹“凡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的主张，毅然状元下海、弃政从商，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发出“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论断，实为开时代之先河。

利国利民应该是商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中国人对修齐治平的追求，其最终的落脚点就是报效国家、造福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商业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赚钱并不能承载得起一个人真正的理想与抱负，必须将个人的事业融汇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当中，真正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才会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价值和意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职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国方式，企业家爱国的实现形式，就是以办好企业为主要基础，以投身国家战略为主要表现，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为主要目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持续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既为广大企业家大展拳脚、谱写人生华彩篇章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广大企业家报国济世、探求人生价值提供了无限空间和可能。

以义生利应该是商人最根本的经营法则。盈利是商业活动能够持续的基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职。但是否就可以为此而不择手段？这是商业实践中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之所以会有此疑问，是因为没有抓住商业的本质。“义”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准则与规范，其标准是合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人的行为活动各式各样，但“义”的宗旨是相通的。引申而来，在市场经济中，“义”就是满足合理市场需求的行为，也即提供有益的产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收益就是“利”。合理的市场需求其前提就是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轻则是不道德行为，重则是犯罪行为，应该剔除出正常的商业活动范畴。所以“义”才是“利”的源泉，“义”和“利”本质上是合一的。市场主体在追求和获取利润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品供给、物资流通、就业税收等系列活动，就是在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就是在践行“义”的要旨。如果脱离了这个根本原则，即便获得了利益，也是不当得利，不是正常商业利润的范畴，其最终结果就是“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以义守利应该是商人对待财富最根本的态度。近年来，一些企业老板或二代们炫耀财富、夸张消费的言论和行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不良影响。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他们助长奢靡之风、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恶劣；有的人认为他们并没有触犯法律，纯属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转是由多重多层规则来约束保障的，法律只是最低的规则，还有道德规则、人性规则、自然法则等各种约束。越是公众人物，越是在遵守和弘扬更高层次的规则约束方面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是社会公众人物，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富而知礼、富而有德，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作公众的模范和表率、推动社会道德建设、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是企业家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对待财富的一种科学态度。利以义生，当以义守，义生为正，义守则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