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第四届绿色发展论坛暨产业扶贫研讨会在益阳安化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围绕“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为湖南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本文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专家陈先枢的发言。

安化发展茶产业要打好三张牌，即文化牌、绿色牌和名人牌。只有打好了这三张牌，才对得住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安化黑茶”这块名牌，才能把茶产业做好、做大、做强。

打好文化牌就是要深度发掘和宣传安化茶的历史文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长沙之铁色”就是指长沙府所辖安化县所产蒸压制的黑色毛茶。有关安化黑茶的文字记载比此更早。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说：潭州茶中有益阳团茶和渠江薄片……“以多为贵”。唐代渠江地域今属安化县一带。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色如铁”正是黑茶的特征之一。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从唐及五代学者对“渠江薄片”的连续记载及“其色如铁”“烹之无滓”“一斤八十枚”等描述看，“渠江薄片”即“长沙铁色”，是安化开发最早，销售最畅的黑茶品种之一，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明代为安化黑茶的兴盛时期。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往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

清代是安化黑茶的又一兴盛期。道光元年(1820)以前，陕西商人驻长沙府益阳县委托行栈汇款到安化定购黑茶，或以羊毛、皮袄换购，因资金较少进货不多，人称“滚包商”。受托行栈雇人下乡采办茶叶原料，踩捆成包，叫“澧河茶”，随后又改为“百两茶”,踩成小圆柱形。清同治年间，晋商“三和公”茶号在“百两茶”的基础上选用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与篾捆压而成花卷，每支净重1000两(16两老秤)，所以又称“千两茶”。

还有安化红茶，其历史也值得一书。鸦片战争后，湖南开始红茶出口。为适应外商需要，外省茶商纷纷来湖南茶区倡导生产红茶，设庄精制。广东茶商（粤商）由湘潭至安化产制；晋商、鄂商等也接踵来到安化。随后不断传入邻近各产茶县。从此湖南省增加了一大宗出口茶类——功夫红茶，统称“湖红”。这些成箱红茶主要运往广州，供应英商洋行出口至英国。晋商精制的红茶则运至汉口，陆运恰克图卖给俄商。1861年，汉口开辟为对外贸易口岸，湖南距汉口较近，运输便利，红茶绝大多数运集汉口售与英、美、俄、德等国洋行。1880—1886年是湖南红茶出口的最好时期，据载，每年供应出口90万箱以上，折合27670吨，占当时全国出口红茶的27.6%，出口量居各省之首。湖南出口红茶一半以上又产于安化。

安化还有许多茶文物和茶业老字号，要大力保护和宣传，发挥它们在发展茶产业中的作用。

二是打好绿色牌，也就是打好品质牌。对茶产品品质的最起码要求，即无农药和其他有毒物质残留，无重金属超标，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元素，有保健功能，讲究色香味形，不仅产品环保，包装也要环保。要大力培育名优品牌。质量是品牌的生命，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向顾客提供可信赖的、可感觉到的商品质量。质量与品牌是紧密相连的，名优品牌都是以其产品和服务的上乘质量作保证的。丧失质量也就丢掉了品牌。

茶产地的自然环境对打好绿色牌十分重要。如老字号“白沙溪”所处的小淹过去是一个环境十分优美，没有丝毫污染的地方。小淹位于安化县境东北部的资江南岸石峰山下，为安化古镇之一,亦为著名的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相传南宋嘉定十七年(1244)，宁宗之子理宗由邵州(今邵阳)诣京师(今杭州)继位过此，忽值石门潭伏涨，淹留竞日，故名“小淹”。 这里地沃物丰,盛产茶叶。

资水流至小淹和陶家湾，为大山所阻，形成深潭，即石门潭。石门潭北面即资江北岸，高山环绕，绿树成林，文澜塔矗立江边。塔前深潭，云气江声交汇，蔚为壮观。塔下有水月庵，为陶澍幼年读书之所。陶澍后来回忆说：“庵俯石门潭，距居宅三里许，两岸石壁，插江如门，水绿净，窈然而深，渔歌榜曲，有濠梁间意。”这一山清水秀之地正是安化黑茶的发源之地。保护好这一方净土，才是安化发展茶产业的基础。安化要把一切有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拒之门外。

三是打好名人牌。历代名人的茶品茗活动、茶礼往来，特别是名人的题咏，一旦与哪种茶挂上钩，那种茶也会变得有名气，身价倍增。安化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当数陶澍，他写过不少咏安化茶的诗联。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安化县小淹镇陶家湾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嘉庆七年进士，道光年间，官至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设义仓以救荒年。积劳成疾，病逝于两江节署，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

陶家湾在资江北岸，隔江与小淹镇相对，自然景观优美，陶澍记述茶马古道时说:“小淹地当要冲,有市集,行旅往来与夫牵缆而上者赓续不绝,实为必问之途。自城墙崖上距淹市,计路四里有奇，险者夷,阻者通，其泥洼低陷之处，则甃之以石，俾坚固而平，所谓道如砥，直如矢者，洵足以当之。”而捐资修缮古道者正是陶澍的伯父羡周公。陶澍诗云：“石门潭下水盈盈，石门潭上石如城。”潭边岩石“壁立万仞”，俗称乌龟崖。后陶澍将道光皇帝御书“印心石屋”四字摹刻于壁，共长九尺多，每个字高一尺六寸，故又称御书崖。

陶澍的诗见证了家乡黑茶生产的盛况。陶澍出生在资水河边从小就是采茶能手，每到采茶时节，黎明即起，背筐挎篓结伴上山采茶。他的两首《芙蓉江竹枝词》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诗云：“身背竹篓上山冈，白云深处歌声昂。十指尖尖采茶叶，笑语阵阵比情郎。”“才交谷雨见旗枪，安排火坑打包箱。芙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雾香。”

陶澍自嘉庆七年(1802)25岁赴京参加壬戌科会试，走上官宦生涯后，一生中3次回小淹，第一次是嘉庆十年(1805)归家奔丧，第二次是嘉庆十三年(1808)回家纳小, 第三次是道光十六年(1836)59岁时回乡省亲，并编修陶氏族谱。他毎次回乡,都不忘游览茶园，考察茶场，造访茶农，品味乡茶，并应邀为家乡的茶场、茶亭题联题诗，为小淹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茶文化遗产。

官场免不了应酬，但陶澍的应酬之法十分简便，也十分文雅,即品茶与赠茶。从赠董琴南编俢的诗中可看岀, 陶澍赠予董琴南的茶是茶饼,而压成饼状正是清代安化黑茶的主要形态之一。品安化黑茶是十分惬意的,“人从一口分，趣比字题酪,差堪润喉吻，未足劳辅腭”,似乎忘记了是在应酬。

陶澍的诗，或感时纪事、咏史怀古，或言志抒怀、唱和酬答，都显得感情朴实、器识宏远、思力深厚，具有一种既豪迈又平实的风格。林则徐赞之“直以雄才凌屈宋，还将余事压曹刘”。

陶澍生在茶乡，喝着家乡的茶走向全国，自是念念不忘家乡茶和茶人之辛苦，因此就有意为之推广。嘉庆二十年（1815）春节，他邀请在京的“消闲诗社”诸好友到自己家里畅饮安化茶，并率先吟诵了《印心石屋试安化茶成诗四首》以助茶兴。四首长诗有600多字，详细介绍了安化毛尖茶、边销黑茶的特点，产茶的历史，茶农生计的艰辛，以及安化茶与其他茶的异同，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乡情爱意，也是安化茶史的珍贵资料。

由于作者情真意切，又渗透着一种“哀民生之多艰”的爱民情怀，因此感染力极强，和诗纷纷，安化黑茶从此誉满京城，进一步销售到西北以外的全国许多地方，直至日、德、俄、朝和东南亚诸国。安化黑茶从边销茶发展到五湖四海普遍饮用的保健茶，陶澍功不可沒。

安化与茶有关的名人还有黄自元。黄自元是著名书法家，曾奉诏进宫为光绪生母书《神道碑》，深得光绪赏识，赐以“字圣”称号。黄自元以文联姻，世家对世家。其祖父黄德濂系清翰林、陕西督粮道，其父黄雨田娶清翰林、湖北襄阳知府郑敦允长女。郑氏为长沙茶乡高桥人。郑敦允孙女又是黄自元发妻，夫妻感情甚笃，在高桥甘草坑共同生活数十年，死后也葬于高桥。黄自元把安化与高桥两个茶乡联系到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