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系列调研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付伟、吕鹏、刘学、傅凡）

　　编者按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指出，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教育家张謇“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总书记一直关心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对企业家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具体要求。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行动，发挥了独特优势，探索了有效的扶贫形式。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组赴贵州、湖北、山西、陕西等地进行实地调研，与贫困户、基层干部、企业家开展深度访谈，总结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效果与经验，分析面临的挑战与不足，并就“十四五”时期民营企业如何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提出对策建议。

　　浙江淳安县的叶勇军退伍后在当地创立了一家农村电子商务企业。通过“互联网+农业”的方式，扎根农村助力精准扶贫。毛勇锋摄/光明图片

　　2020年11月23日，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标志着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涓涓细流，汇成大海”，这一历史成就离不开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凝聚的磅礴力量。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等发起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发布的数据：五年间，12.71万个村庄受到帮扶，1500余万名贫困人口受益，企业累计投入帮扶金额超1000亿元……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投身脱贫攻坚战场，主动践行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不断探索可造血、可复制、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为构建大扶贫格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1、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怎么扶？

　　在电商平台，一款产自贵州雷山县的“东方草木雷山红梅茶”60克包装的销售价格达到400多元，相当于每斤近4000元，这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茶农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

　　雷山县降水充足，土壤富含微量元素，拥有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但是当地茶叶加工企业的工艺落后，也没有知名茶叶品牌，一直以来生产的“大众茶”只能卖到70元至80元一斤。近年来，一些颇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投身到雷山县扶贫事业中，改变了当地的茶叶产业模式，也改善了以采茶为生的贫困村民的生活。

　　在扶贫实践中，产业扶贫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扶贫模式之一，“大众茶”提档升级为“品牌茶”正是民营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市场主体，在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方面有着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多方面优势。据课题组收集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数据显示，产业帮扶金额达915.92亿元，企业在每个村投入的产业帮扶金额平均在10万元以上，西部地区企业平均给每村投入的产业帮扶资金甚至达到了25.5万元。

　　在湖南永州市道县清塘镇，主播通过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介扶贫企业的产品，为当地拓宽了农特产品的销售渠道。蒋克青摄/光明图片

　　与雷山县茶产业一样，许多贫困地区虽然有发展特色产业的基础，但是要真正建设面向市场的产业体系，往往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准和资金投入。而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将技术、人才、理念带入贫困村，与贫困村的特色资源、劳动力优势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强化了当地贫困户发展共赢的内在驱动力，也有利于以可持续扶贫方式，实现内源性脱贫。

　　在各地的精准扶贫行动中，既有外来大型民营企业的身影，也有大量扎根当地的本土中小微企业。这些“在地化扶贫企业”在劳动力、原料和市场等方面与本地乡村保持了紧密的“血肉”联系。

　　“不是靠你们公司来发展，我们的土豆根本变不了钱”。湖北恩施市石灰窑村的农民长期种植土豆，但是缺乏市场渠道，以往优质富硒土豆只能用来喂猪。恩施农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了解该土豆的价值，在红土乡的6个村打造了“石窑马尔科”土豆种植基地，2019年签约种植面积4500亩，带动1313户种植，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717户，每亩土豆增收三千元左右。曾经走不出山坳坳的农产品，正在开拓难以估量的广阔市场。

　　这些在地化中小微企业很多都是返乡的致富带头人创建的，他们利用熟悉本乡本土的优势，因企制宜、因地制宜制定了许多投入少、帮扶准、见效快的帮扶方案，在长期为村庄输送资源的同时，能够针对村庄的变化及时对方案做出调整，并在村庄脱贫之后持续发挥产业带动作用，真正起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

　　“二小子，这货来自乡下！”这是山西省岢岚县“二小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红产品——“二小子醋泡黑豆”包装袋上的宣传语。有着浓厚家乡情结的焦小强，在互联网行业深耕了七年之后，趁着电商、直播的兴起，回乡帮助农民打开了当地种植的黑豆、红芸豆等农产品的销路。“每次收购黑豆，我们都是高于市场价的20%-50%，并签订长期收购协议。”经过包装、运营，如今公司的产品已在6个平台32家店铺上线，今年“双十一”前后共有4万多笔订单。

　　通过发挥互联网公司“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用超短链整合农产品供需，数字技术逐渐在“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贫困户种植的“好货”再也不怕“巷子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转变观念，积极应对市场新变化，数字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这样的变化与乡村数字建设密不可分，民营企业则是这股浪潮的推动者之一。

　　据调研组了解，民营企业将先进技术带入贫困村，打造“网货”、培育“网军”，提升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能力。据“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共有1748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参与到精准扶贫中，累计帮扶贫困家庭3.54万户，帮扶贫困人口13.28万人次，帮扶金额超4亿元。与此同时，通过充分发挥电商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优势，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成了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回顾过去的五年，4802家东部企业参与东西扶贫协作，帮扶西部村庄12663个；共帮助9812个“三区三州”深度贫困村庄，实现该地区帮扶全覆盖；来自19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发挥各自特长，其中近1.9万家农林牧渔业企业为4万多个村庄“对症下药”……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市场反应灵敏、资源配置高效等优势，不断创新帮扶路径、组织形式、合作机制，为中国特色扶贫事业提供了鲜活素材。

　　四川眉山市仁寿县通过“企业+车间+贫困户”模式，带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36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潘帅摄/光明图片

　　2、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瓶颈，有哪些？

　　近年来，不少企业走进深山、扎根乡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企业模式解决扶贫问题的有效性，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精准扶贫的下一阶段，对民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民营企业在参与扶贫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或将制约他们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继续发挥应有作用。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政策较为分散，且精准度不够。课题组发现，各地政府在财政、金融、税收、农业等各方面都出台了一定的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方面，许多政策出自不同的行政部门，往往没有更为宏观的整合，统合性相对较弱，部分企业对政策了解不够全面，在参与扶贫过程中较难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问题不同，有的融资能力有限、有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有的创新性欠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施策上亟须更加精准。

　　协调治理机制不健全，信息共享不及时。在实地调研中，课题组发现部分民营企业作为外来者，对贫困地区产业分布、资源优势和贫困户基本情况、致贫原因等信息了解不足，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等、民营企业与受助地区需求不匹配、民营企业与其他扶贫企业之间各自为战等问题。由于缺乏协调沟通机制和共享信息平台，使得民营企业在推进扶贫工作中针对性不强、效率不高。比如有些贫困地区吸引了较多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对其实施帮扶，但是因为信息沟通不畅，存在竞争资源又竞争市场的情况，从而损害贫困地区的利益，影响扶贫产业的健康发展。

　　民营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存在产业同质化、低效化现象。由于一些企业前期调研不足，缺乏统筹规划，且未充分考虑自身实际，导致产业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扶贫产业同质化、低效化现象较为突出。在调研中，课题组发现扶贫产业的跨区域趋同现象十分普遍，许多企业在发展扶贫产业的时候，看到其他地方养殖黑山羊、蜜蜂，种植茶叶、食用菌、柑橘效益较好，也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发展这些产业。比如，我国许多地方都将食用菌作为地方特色扶贫产业发展，香菇种植大棚遍布中国很多县市，在缺乏产业发展科学规划的情况下，一方面当地没有建立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打通下游的市场渠道，很容易出现农民“丰产不丰收”的后果，严重挫伤贫困户的积极性。

　　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缺乏认定标准与激励机制。虽然民营企业在扶贫开发领域作出了许多贡献，但从履行社会责任角度来讲，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与大众的期待存在一定差距，尚需进一步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课题组发现，政府和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监督、激励体系还不够完善，亟须建立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与有效的激励机制，对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行为予以正面认可，强化其参与意识，形成对扶贫开发的常态化支持。

　　扶贫项目稳定性受民营企业经济效益影响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民营企业在面对经营压力的同时，倾力驰援、攻坚克难，为防疫和扶贫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从实地调研的感受来看，疫情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仍然存在，经济效益的降低直接导致了扶贫投入力度的降低，也影响了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课题组认为，如何应对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对产业发展和扶贫工作带来的挑战，切实巩固脱贫成果，是目前亟须思考的问题。

　　广东某企业援建的广西融安县遂融幼儿园，图为小朋友们在操场上玩耍。新华社发

　　3、“十四五”时期民企助力乡村振兴之路，如何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接续推进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路线图，也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等具体要求。

　　“十四五”时期，民企参与巩固脱贫成果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将成为常态化趋势。为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应在全面总结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行动经验的基础上，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继续把全国民营企业力量凝聚起来，发挥民营企业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科技下乡以及促进乡风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更高起点、更高质量担负起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责任使命。

　　——加强协调合作，制定更加精准的支持政策。一是结合不同区域民营企业分布、产业发展特点等因素，合理制定工作规划，分层次分步骤开展实施，协调财政、农业等各部门整合现有各类优惠扶持政策，创新金融、税收、用地等企业亟须的扶持政策。二是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联合有关部门、民营企业、贫困村等主体，定期沟通扶贫情况，及时反馈存在问题，加强协调配合。三是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加大财政涉农资金和扶贫专项资金的整合力度，保证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审查力度。四是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加强政企银三方合作，简化贷款中间环节，提高融资效率。

　　借助科技企业智慧检测技术，浙江白马湖景区附近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享受到生态扶贫、旅游扶贫带来的福利。富威玲摄/光明图片

　　——搭建信息服务平台，提高民营企业参与针对性。数字化时代应发挥大数据等技术优势，提高扶贫工作水平。推动政府主导构建村企信息共享互动平台，民营企业与贫困村在平台上信息共享、相互筛选，提高匹配效率，实现民营企业与贫困地区信息之间的有效对接。在平台中，各地政府及时梳理、更新扶贫项目清单，供企业选择；有用工需求的企业适时发布招聘信息，方便在外务工人员就近就业；利用该平台实现企业信息披露，完善信用体系构建，加强对企业扶贫资金、资源的监督。

　　——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项目扶贫可持续性。一是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产业发展的跨区域调控能力，优化不同区域产业发展格局，避免同质化产业恶性竞争。二是支持民营企业延长产品产业链，注重由初级农产品加工向精细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加工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带动贫困户从注重生产和规模的传统思路转化为注重市场和品牌的全新意识，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积极利用电商市场的反向定制模式，通过网上渠道的销售数据反馈，有针对性地调整供给端生产情况，降低风险损失，节省生产成本。

　　云南绿春县平河镇大头村拉祜寨，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发展黑木耳种植10余亩，2019年已带动当地群众户均增收3000元。新华社发

　　——强化价值共识，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一是要引导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义利观，充分发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二是要推动各类企业主动将社会责任纳入自身发展战略，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顺应国家发展大局，把履行社会责任、参与贫困治理作为企业发展的内生需求，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三是要建立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设定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量化指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贫困治理的效果进行跟踪、统计，予以奖励，以此培养社会责任驱动型企业，将短期责任转化为长期责任。

　　——理顺促进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既能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人才和资本支撑，也为新时期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战略回旋空间，可以助推民营企业的市场和业务向国内市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扩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和精准扶贫既有一定联系，也有重大区别，应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在总结民营企业帮扶经验基础上，进一步理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体制机制。应建立健全多元参与的产业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村庄社会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农民群众、民营企业和村庄集体之间的利益连带机制，从而构建一个多方共同参与、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7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