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煜个子不高，总是一派乐天模样，调侃“天塌了也有高个子顶着”。他把公司取名“顶立”，却有着鸿鹄之志，意为“顶天立地”。

  这位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常把“我们是小企业”挂在嘴边，但这家公司却是业内公认的“隐形冠军”，通过一系列自主创新，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端热工装备的禁运。

  为了寻找差距、扩大市场，戴煜常带领企业走出国门参加各种展览和交流。几年前，他带着自主研发的特种热工设备到美国参加行业展览，美国企业的第一反应就是“抄袭我们的”，并很快发来了律师函。公司为此在美国聘请了律师，专门应对相关诉讼。

  西方同行的这种知识产权歧视，让戴煜深刻体会到中国企业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迫切性。

  作为民革党员，戴煜曾担任多年长沙市政协委员，今年成为省政协委员。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有了更大的履职平台，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也有了更大视野。

  近日，戴煜带领的团队获湖南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只有做到别人所不能做的，才能赢得别人所没有的机会。”戴煜说，他读博士时的导师黄伯云院士以国家战略为创新目标，激励着自己不断前行，“企业技术创新一直都在路上，永远没有终点。”

  研发高端材料 打破技术封锁

  出生于新邵农村的戴煜，1992年从中南大学材料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乘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南下广东闯荡。在经历了几年被称为“技术创业”的阶段后，他回到湖南寻找创业机会。

  1999年，戴煜在长沙创业。当时湖南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对民营企业信心不足，为了让公司“听起来像国有企业”，注册为湖南省顶立新材料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公司发展了几年。

  2002年，36岁的他再次“回炉”，考取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材料学博士生，师从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美国完成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习研究，并回到祖国的黄伯云教授。

  技术出身的戴煜，深知研发创新是企业发展之本。2006年博士毕业后，戴煜与他人合作创办了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打造高端新材料及热工设备企业。

  大型高温热工装备主要服务于航天工程，由于涉及军工尖端技术领域和国防安全，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禁运的敏感产品。

  2008年，国家启动重大航空专项工程，急需特种热工装备。相关科研院所在国内找了数家大型国有企业，要么不敢接单，要么表示需要3年研发时间。戴煜得知消息后，马上组织公司科研人员进行研发，并在严格考察后，获得这一重任。

  7个月后，由顶立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超大型超高温热工装备成功面世，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被航天专家称赞创造了奇迹。

  戴煜和企业因此在业内一炮打响，不仅多个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领域的大单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公司还将大型粉末冶金设备卖给美国最大的钨制品公司（GTP），并向俄罗斯出口。

  如今，在长沙市暮云经开区里，顶立科技是管理最严格的单位，人员进出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核心岗位的员工还要签订保密协议。戴煜告诉湘声报记者：“公司大部分主营业务为航空航天、国防军工产品，所以保密要求非常严格。”

  自主创新的感触　多给宽容和机会

  记者：十年前公司第一次接到国家特种热工装备的任务时，原本是并不被看好的，最后是怎么实现突破的？

  戴煜：这么重要的机会来了，我们体现出了湖南人的特点，下决心举全公司之力，就算公司搞垮了也要把它搞出来。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有这种勇气了，也没有什么搞不成的了。

  民营企业创新很难，当时相关科研院所想把机会给大型国企，由于国内没人做过，有国企说要3年才能做出来。但任务紧迫，只有8个月的时间，最后我们7个月干出来，一举奠定了我们在特种热工装备领域中的地位。

  记者：当时有退路吗？

  戴煜：没有，成败在此一举，否则企业就垮掉了。企业家创业如果没有冒险精神，那是肯定干不成的。去年我和一些年轻创业者座谈，我说年轻人创业正当时，要受得住各种煎熬，我说中年人创业准备妻离子散，老年人创业准备早死，虽然话夸张了一点，但要有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不死鸟的精神才能创业成功。

  记者：这些年您带领企业通过坚持自主创新赢得市场，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戴煜：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比国有企业更重视技术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培养，比如华为的创新意识就非常强。

  我们的创新氛围很强，而且能宽容失败，有好的项目你就去干，干错了不要你负责，比如最近开发的设备，一两千万元打了水漂，但我们积累了经验。中国科研体制有时候就是太急了，一定要某年某月做个成果出来。

  还有一点感触，就是国内有些人总不相信中国人，宁可到国外花高价买，也不愿意给中国科技人员和民族企业一个创新机会，成为我们的天使用户（即第一个用户）。这种导向并不利于国家自主创新，像我们生产的大型装备或其他企业的高精尖装备，动辄几千万元一台，民营企业谁敢主动投入研发？因此中国企业特别需要这种天使机会。

  记者：今年省政协全会期间，您有一份关于加大支持湖南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单晶材料产业发展的提案。这和芯片产业很有关联，您对近期的中兴事件有何看法？

  戴煜：正如巴菲特那句话“潮水退了才看清谁在裸泳”，中兴事件就暴露了在关键技术核心竞争力上的软肋，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第三次“鸦片战争”——芯片战争。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物质丰富了，但国家创新体制并没有理顺，没有有效引导科技人员和企业创新，特别是自主技术创新和原始创新。以前流传一句话“造不如租，租不如买”，很多人觉得现在是地球村了，国外买得到，一样能赚钱，而且赚大钱，何苦自己那么辛苦地研发？因此原始创新意识逐渐弱化。

  科技工作者不应对此冷漠或幸灾乐祸，也不能消极悲观，而要以此为动力加强科技创新，形成高科技产业能力，不然人家说不卖就不卖。

  “走出去”的思考　靠实力赢得尊重

  记者：从1999年创业到现在，近20年间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戴煜：尽管一路上有很多不如意，但我真是赶上了改革开放40年中最好的时光。

  小时候每年到这个时节就很难受，因为没什么吃的；1978年以后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了，我还考上了大学。当时从新邵到长沙要两天，走到汽车站，下车后走到火车站，睡在火车站再坐车来长沙。

  对我来说，创业过程中最困难的不是技术创新，而是方方面面的问题。知识分子创业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力资源问题，三是和相关职能部门打交道的问题。长沙的营商环境这些年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有改进的空间。对于一些不合理现象，我很少埋怨，也能够接受和适应，适者生存，所以我经常和员工讲习总书记的那句话：“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记者：对于湖南企业“走出去”，您有什么感受和建议？

  戴煜：以前我们到美国参展，他们觉得中国人就那么回事儿吧，到人家展位上照照相，学习学习，他们那态度就是“让中国人照吧，照了他也造不出来”。近几年来，我们带着设备去参展，他们很紧张，不再让我们去他们那里学习了，我们靠实力赢得了美国同行的重视和尊重。

  我们这种细分领域里的中小企业，虽然不大，但一定要有国际化理念，多“走出去”和“请进来”，一是引进国际优秀人才，敢于亮剑，把成果推向国际市场，只有走出去才知道差距，锻炼人才；二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很多中国企业在国外都会遭遇到知识产权歧视，被国外企业认为是抄袭。

  我们在这期间也有很多困惑，如果政府能够重视，给予中小企业更多指点和引导，提供一些法律支持和政策支持，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将使这些企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超级偶像”的影响　以国家使命为方向

  记者：黄伯云院士是您的博士生导师，这位极具自主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对您有什么影响？

  戴煜：我刚到中南大学粉冶院读研究生时，黄校长从美国回来才几年，我暑假就在他实验室帮忙。他是我们的超级偶像，他当时在美国年薪几万美金，回国后当副教授月工资才156块钱，这种爱国情怀令我们非常感动。

  导师对科学的严谨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国家战略科学家，站在国家层面上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和人才。

  他回国后看到了国家对碳碳复合材料的战略需求，1995年要求粉冶院研究碳碳复合材料，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十年磨一剑，2005年终于干成。这种以国家的使命需求作为自己的科研创新方向和目标，值得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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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